汪丁丁：從哲學到經(jīng)濟學_跨考網(wǎng)

　　事情之所以發(fā)生，有偶然也有必然，合稱因緣。例如，編輯部主張由我來續(xù)寫這個已由嘉映兄寫了一年且因他出遠門而不能接續(xù)的專欄。因此，我這篇文章的標題，不僅合轍，而且還有一層涵義，就是打算從哲學說回經(jīng)濟學。

　　嘉映在這里寫過一篇文章，名為《哲學何為》，開篇提到他一輩子只是讀哲學和教哲學。不過，我要替他說明：被他當做哲學來讀的許多領域——包括經(jīng)濟學，許多人都要當做專業(yè)來讀。經(jīng)濟學是我的專業(yè)，但我很少讀經(jīng)濟學，不是因為看不起它，而是因為要追究它的根本問題，于是讀許多經(jīng)濟學以外的書。這樣，我和嘉映探討的問題就有了相當?shù)闹睾稀?/p>

　　例如，嘉映在這一專欄里追問“人是自私的嗎？”并提出反例：人的仁慈大度很難用自私來解釋，人的貪婪、殘暴、陰險又何嘗能用自私解釋清楚？我在教室里反復追問“合作何以可能？”并引用腦科學事實論證人類以及哺乳動物腦內(nèi)原來就有利他傾向。孟子有“四端”說，早已闡述過兩千年后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闡述的同情原理。人當然不是自私的。那又如何對待經(jīng)濟學家的假設呢？斯密從不主張普遍命題，他只談論他知道的經(jīng)驗。繼承和修正休謨，斯密主張源于自愛的自利動機和源于同情的正義動機，并首先撰寫《道德情操論》，若干年后才撰寫《原富》。而且，斯密對北美的自然農(nóng)業(yè)發(fā)展模式由衷贊美，對歐洲的遠途貿(mào)易發(fā)展模式由衷批評。在知識社會學視角下，我們可以解釋，經(jīng)濟學在后來兩百年的演化為何嚴重偏離了斯密的初衷，以致現(xiàn)代的經(jīng)濟學家不斷重新閱讀和評價斯密。

　　誰是罪魁？從學術思想史資料推斷，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成為主流的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家，難辭其咎。對芝加哥學派保持批判姿態(tài)的，主要是奧地利學派、卡內(nèi)基學派、哈佛學派和MIT學派。熊彼特領導的哈佛學派是40年代的主流，薩繆爾森領導的MIT學派是50年代至60年代的主流，門格爾創(chuàng)立的奧地利學派與馬歇爾領導的劍橋?qū)W派可說是并列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主流，西蒙領導的卡內(nèi)基學派始終不入主流。

　　根據(jù)休謨的觀察，人類基于同情心而普遍地具有兩種“元情感”，其一是對他人快樂感的同情——稱為“仁慈”，其二是對他人痛苦感的同情——稱為“正義”。休謨的觀察，得到2003年以來腦科學觀測報告的普遍認可。在我的“行為經(jīng)濟學”課堂上，這是核心內(nèi)容之一。

　　同情，我們繼續(xù)探討休謨的見解，普遍見于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社會性哺乳動物，可稱為一種“心理能力”，它是社會性哺乳動物個體的群性表現(xiàn)。注意，這一命題至今僅限于社會性哺乳動物，不適用于例如螞蟻這樣的社會性昆蟲動物，也不適用于非社會性的哺乳動物。

　　難道有完全無群性的哺乳動物？我想不出來。哺乳動物，魯迅最初介紹達爾文進化論時，翻譯為“有胎盤動物”，以與“無胎盤動物”相對比。生命的演化，有胎盤之前，先有兩性間的合作，也稱為“有性繁殖”。胎盤或哺乳，意味著，與無胎盤動物相比，哺乳動物幼兒的孕育時間有了極大延長。或許存在反例——某種動物的性交時間居然比胎兒孕育的時間更長？總之，我們允許反例，故而可得經(jīng)驗的命題而不是先驗的定理：胎兒的孕育，極大地延長了兩性合作的時間。

　　兩性之間的合作時間可以足夠長，以致觀察者能夠稱其為“家庭關系”。我們不能不承認，家庭是群性的一種。動物學家的分類，常以家庭為最小的群組。因此，哺乳動物完全無群性的例子，我這里沒有。雖然，根據(jù)教科書的見解，同情心，仍是“社會性哺乳動物”而不單純就是“哺乳動物”的心理能力。

　　錢穆指出，人而為人，因其兼有個性與群性。今天，多數(shù)人承認，個性是創(chuàng)造的源頭，群性是合作的源頭。奈特指出，一個群體最終能夠達到何種文明水平，端賴于這群體里的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包容他們之間的個性差異并仍可維系他們之間的合作。

　　在我佩服的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家當中，奈特最讓我佩服，因為他顯著地比其余的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家更深刻。不難相信，歷史上必定出現(xiàn)過一些包容了巨大個性差異的群體，卻因個性差異巨大而毀滅了合作秩序，于是群體消亡。另一方面，歷史上也必定出現(xiàn)過一些特別講究合作的群體，卻因不能容忍個性差異而喪失了創(chuàng)造性，從而在生存競爭的壓力下歸于消亡。牛頓曾困苦萬分，因為他所信的教派被當時的國王宣布為異端。洛克愛才，尤愛牛頓，有感于此，寫出不朽的政治學信札《論宗教寬容》。洛克的思想，是現(xiàn)代社會“寬容”學說的基礎。若無足夠?qū)捜荩蝸韨€體自由？

　　有感于此，逃過了納粹迫害的愛因斯坦指出：自由是整體性質(zhì)。這是我們在數(shù)學分析中養(yǎng)成的習慣，我們將函數(shù)的一些性質(zhì)稱為“整體性質(zhì)”，例如，連續(xù)函數(shù)的中介值定理或不動點定理，是函數(shù)在某一集合上的整體性質(zhì)。自由也如此，雖然是個體訴求，卻要求社會整體的寬容。

　　可見，深刻的思考是相通的?；蛟S因為同時代的深刻思考者太少，所以往往發(fā)生跨越不同時代深刻思考者之間的交流。

　　自由是整體性質(zhì)，這儼然就是說給當代中國人聽的，可謂“振聾發(fā)聵”，又可謂“空谷足音”。我們相互見面不問“你吃了嗎？”也不問“你自由嗎？”我們見面要問“我們自由嗎？”

　　假如我們整體而言缺乏自由感，我們怎么辦？當然，你可以說你沒有不自由的感覺。例如，錢穆相信中國古人有相當大的自由，他甚至相信古代中國的自由遠比歐洲更大。我不敢如此相信錢穆所信的。首先，自由是可以相互比較的嗎？我沒有想清楚。其次，中國人的自由與西方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可比較嗎？我雖然還沒有想清楚，但我相信有一些自由是中西之間可以比較的。

　　作為經(jīng)濟學家，我們談論選擇的自由或自由選擇的權利。對經(jīng)濟學家而言，這類自由首先是個體的。雖然，我提醒讀者不要忘記愛因斯坦的話，自由是整體性質(zhì)。即便我們假設整體性質(zhì)允許個體有選擇的自由，這一假設也嫌粗糙。例如，我們需要考察：中國人在哪些事情上可以自由選擇，以及哪些中國人享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當我們回答問題時，我們從常識出發(fā)。當我們解釋事情時，我們不僅依靠常識而且依靠系統(tǒng)化的知識。對于上述的問題，常識是：一些中國人已經(jīng)享有的自由選擇權利，許多甚至多數(shù)中國人還不能享有。我們可以不使用“權利”或“人權”這類據(jù)說只適用于西方的詞匯，但事實仍通過情境向我們言說。那位聲稱“我爸是李剛”的司機，殺人之后逍遙法外。也就是說，一些中國人享有為私利而隨意殺人的自由，而多數(shù)中國人事實上沒有免于被殺的恐懼感的自由。這里需要修正，因為，如果享有為私利而隨意殺人的自由的中國人數(shù)目極少，從而當他們分布在全體中國人當中時，多數(shù)中國人永遠不會與他們相遇，那么，多數(shù)中國人仍可享有免于被殺的恐懼感的自由。

　　美國人持有槍支的自由，雖多次引發(fā)爭論卻難有更嚴厲的限制。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每年他殺案件中至少百分之五十是親友之間的槍擊案。意識到這一因素，我們就需要澄清以上陳述中“隨意”的涵義。假如親友之間并不“隨意”開槍，則每一個美國人的安全感將極大增加。中國法律禁止私人持槍，這一項因素極大地增加了中國人的安全感?？墒?，美國人有槍，政治的理由在于：當政府不能維護正義時，個人持槍反抗暴力是最后的手段。就此一因素而言，普通美國人的安全感，比普通中國人的安全感又有了極大的增加。換句話說，如果你相信你的政府在某些中國人隨意要殺害你時不能保護你，則與美國人相比，在這類情境內(nèi)，你的安全感降低。拆遷，就是如此。假如有槍，你可能持槍反抗拆遷公司，而且，你相信拆遷公司派來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會如你這般肯于拼命，除非那些人的工資高到了讓拆遷公司虧損的程度?？墒牵銢]有槍，于是你至多自焚，希望借此懲罰拆遷公司。

　　諸如“自由”和“民主”這類價值，經(jīng)過多年思考，我越來越相信它們具有普遍意義。凡人，都有這類價值訴求，只不過訴求的時間或有先后。有人在溫飽之前便訴求民主，有人要等到溫飽之后才訴求民主。后者可能占多數(shù)，于是，恰好在目前中國人的收入水平，民主訴求旺盛得難以遏制。

　　那些在溫飽之前有了民主訴求的中國人，未必先天就與眾不同。我推測，可能經(jīng)歷過一些事情，體驗過貪官污吏或暴虐統(tǒng)治的迫害，深信不求得民主就連溫飽也難以求得。貧困地區(qū)的情況，我認為，往往就是這樣。所謂“貧困地區(qū)”，更像是人禍所為而不像是天災所致。

　　說到民主，其實不能不說自由。什么是民主？姑且不論“程序民主”的問題，在演化論的視角下，原本由國王和貴族享有的自由，逐漸擴散至大眾，這一過程，稱為“民主化”，又可細分為政治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等等。

　　借用黑格爾《法哲學》的見解，當然，是我的重新表達：當一個自由意志選擇落實一些可能的自由而放棄其余的可能自由的時候，它面對著其他自由意志的類似選擇，于是最終，全體自由意志必須選擇全體自由意志的等度自由。何謂“等度”？如果一族函數(shù)在某一集合上等度連續(xù)，我們知道，判定連續(xù)性的兩個足夠小的量，ε和δ，必須不依賴于任何特定的函數(shù)。這套語言轉(zhuǎn)換為社會理論，意味著一群個體的等度自由，必須有一套抽象規(guī)則限制每一個體的自由，這套規(guī)則不依賴于任何個人。投票人匿名，這是基于簡單多數(shù)原則的民主程序的四項基本性質(zhì)之一，由一位加拿大數(shù)學家最早證明，稱為“梅定理”。